本文原刊《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7月28日 第 11 版
当考古专家在长江南岸的湖北枝城北遗址发现典型的中原裴李岗文化遗物时，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8000年前，这些来自黄河流域的人们是如何跨越滔滔江水到达长江南岸的？他们是否掌握舟楫之利？像枝城北遗址一样，新石器时代的不少大型遗址中常发现人们开展跨地域、远距离文化交流的一些证据。这些遗址大多位于河流附近的台地上，这样人们不仅能够取水方便，而且还可以“刳木为舟”，到达更远的地方。
一
目前，在我国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些与舟船有关的遗存，由此可探寻早期舟船的历史。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有舟船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0余处。从分布地域来看，这些遗存主要集中于河网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内陆的陕西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还发现有停泊舟船的码头。
展开剩余82%这些舟船类遗存中的重要一类为舟船实物。我国史前时期的独木舟或船桨实物主要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独木舟。该舟残长5.6米，用马尾松制作，前端底部翘起，顶面留有小甲板，两侧出土两支形状相近的木桨，显示出较成熟的舟楫制作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舟体周围还发现有木桩、石锛等工具，以及舟体本身的修补痕迹，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史前造船作坊”证据链，表明当时已形成独木舟制作与维护工艺体系。
此外，前几年，在更靠近古海岸线的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了4件木桨，其中一件保存完整且制作工艺熟练、造型复杂、年代略早，用于近海航行。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木桨的正反面
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当年发掘中出土了8支木桨，其中一支较完整，桨叶呈柳叶状，较为扁薄，制作工艺精湛。
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独木舟制作达到新高度。杭州临平茅山遗址出土的独木舟长7.35米，是目前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最长、最完整的独木舟。该舟采用整段巨木凿刻而成，船沿厚度仅2厘米，尖头方尾的造型既保证航行效率，又展现出良渚时期精湛的木作工艺。而余姚施岙遗址同时期的文化层中发现的独木舟仅存船身部分，残长5.6米，横断面呈弧形。
还有一类是舟船模型器，该类器物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红花套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舟船模型器为陶制，而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则为木制。其中，田螺山遗址发现的舟船模型器尤为精致，距今已达7000年，尖头方尾、方正船舱。这种造型设计已初具后世木板船的形态特征，标志着独木舟开始向更复杂的船型演变。
此外，备受关注的彩陶船形壶发现于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之中。例如，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壶为细泥红陶，细圆口，鼓腹，两头带尖，器身似菱角。壶口两侧肩上各有一个环耳。器腹上有黑彩网格纹，网格左右边线上各有6个尖角。整个网格纹应为捕鱼的网，是对渔网的模拟。除了北首岭遗址外，陕西商洛杨峪河也有类似器物发现。
黄河、长江流域发现的这些舟船遗存，不仅连缀起中国独木舟从诞生到成熟的技术发展链条，更折射出史前先民在水运工具领域的智慧积累。从井头山、跨湖桥的初创，河姆渡的改良到良渚的完善，独木舟的进化史正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的生动缩影。
二
通过史前时期的舟船遗存，可以明显看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华夏先民在木材加工与舟船制造领域实现诸多进步。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木器涉及14种木材的精细化应用，证明该时期先民已掌握成熟的木器制作工艺。这一时期，磨制石斧、锛、凿等工具的出现，使木材加工效率大幅提升，为剖解大型原木、制成板材奠定了基础。
△浙江杭州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出土状况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中成熟的榫卯结构、销钉固定技术，尤其是榫卯工艺的应用，则直接为木板船的构件连接提供了技术支撑。
从井头山的精制木桨到跨湖桥的复合型渔具，配套工具有了专门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干栏式建筑分布广泛，在湖南八十垱等遗址均有发现，尤其是湖南澧县鸡叫城，发现了我国迄今考古发现结构最清晰、保存完整度最高的史前木构建筑，其建筑形制呈现“基础垫板—立柱—穿梁”等先进木构工艺，表明该时期先民已突破木板拼接与缝隙密封这一难题，木材加工技术已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
三
近年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时期舟船遗存的发现表明：中国是一个集陆地和海洋文明于一体的国家，有至少8000年海洋利用的文化传统。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那支“环首短柄、弧形桨叶”的木桨，看似朴素无华，却标志着8000年前华夏先民利用海洋的决心与行动。伴随舟船遗存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海贝、海鱼骨骼等海洋资源遗存，这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史前海洋生活图景：早在史前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先民已经可以驾驭独木舟，开启利用近海的篇章。正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所说，这是井头山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有力实证”。井头山船桨和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将华夏先民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历史推至8000年前，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展出近海航海技术的地区之一。
从裴李岗文化先民跨越长江，到在古海岸线上适应海洋环境，并大量利用贝类鱼类资源的井头山先民制作航海工具，再到跨湖桥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良渚文化茅山遗址的独木舟和木桨，这些都表明中国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早段就已熟练掌握了木质舟船制造技术。
距今7000年前后，航运技术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尖头方尾古船模型，其流线型设计已蕴含流体力学原理；而在黄河流域，宝鸡北首岭遗址彩陶船形壶的出土则暗示着舟船文化在北方地区的传播。这一时期，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两岸，舟船已成为先民们渔猎、迁徙、贸易的重要工具。
在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漫长历程中，舟船的出现无疑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突破。原始先民通过“刳木为舟”这一开创性的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了对江海的利用，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还为后世航海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这些沉睡数千年的舟楫遗存，见证了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利用江河海洋的智慧、探索未知的勇气，也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东方视角。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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